吴啊萍已被刑拘,我们该总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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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静思有我(ID:jingsiyouwo666)

今天我想写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牌位这个事,为一个词,我就纠结了一个上午。


我的文章是以口语表达为核心的,所以我的文字不像其他自媒体文章那样字斟句酌,所以为一个词纠结一上午的事儿,是我做自媒体以来的第一次。


我纠结的这个词叫:耻辱。


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情称为中国人的耻辱。但我怕这样说不准确。


这个事7月21日被媒体曝光之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声讨这个,声讨那个。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定性为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责备我们自己。所以我怕有些人不能接受这个词。


最终,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是耻辱,而且是奇耻大辱。


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一直很关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的牌位,日本政客一旦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可是,这一次,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竟然也有人去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的牌位,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很多中国人都去参拜了,只不过你参拜的时候你不知道有那些日本侵华战犯的牌位。


这,自然是耻辱。


第二,这一次在中国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的位的地点,不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地方,而是南京。南京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大屠杀的城市,世界闻名,被屠杀的人数达30万以上。


在这样的城市,竟然供奉了屠杀者的排位,85年前被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的冤魂自然是不答应的,我们这些后人自然是愧对先辈和祖宗的。


这,自然是耻辱。


第三,供奉的屠杀者牌位,是精挑细选的,极具代表性。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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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一的叫松井石根。他是日本侵略上海、然后侵略南京的日本方面的总指挥,军衔是大将。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驻扎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部队并不多,主力只是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后日本迅速地向上海增兵,组建了上海派遣军,这个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就是松井石根。


日本侵占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进犯,这个时候军队规模扩大,名称改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就是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1937年12月17日,南京沦陷的4天后,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华中方面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所谓“入城式”。松井石根在“入城式”上骑着高头大马的照片,至今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张照片。


吴啊萍已被刑拘,我们该总结什么? 精选文章 第2张


总之一句话,这个松井石根是日本当年侵略上海和侵略南京的总司令,自然也是日军在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时的总司令,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松井石根,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这次供奉在南京玄奘寺的5个日本侵华战犯里面,排名第二的叫谷寿夫。


古寿夫的部队,是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率领第6师团第1个攻入南京城的日本部队,并率先在南京城开展南京大屠杀。同时,谷寿夫指挥的日本第6师团,是日本各部队烧杀淫掠罪行最为严重的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在南京杀了多少人,据统计至少是5万人。我们看看谷寿夫这样一个军衔是中将、职务是师团长的高级军官,自己做了什么,就能推理一下他下面的人干了什么。这个日本高级军官竟然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的中国妇女达十几个。对这样的人,我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暴行了。


1946年,谷寿夫作为战犯在日本被盟军逮捕并移交中国,定为乙级战犯。1947年2月6日下午开始对谷寿夫进行审判,公诉人代表中国政府宣读的起诉书中有这么一段:


“(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一时,我军警2000余名被日军俘虏后。押赴中华门外,用机枪扫射,饮弹齐殒。其中负伤未死者,悉遭活埋。同月18日夜间,又将我被囚于幕府山之军民67418人用铁丝捆扎,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射杀,凡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死,并将全部尸骸用煤油浇灌焚化。日军在中华门外,轮奸少女后.又迫使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而死。我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经过南京军事法庭一年多的审判,谷寿夫被判处死刑,法官宣判时这样说:“就是杀你124个谷寿夫,都不能抵偿我30万同胞的万分之一。”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行刑的子弹从它后脑勺打入,从口中飞出,谷寿夫当场毙命。顿时,漫山遍野的围观人高声欢呼,掌声雷动。


松井石根和谷寿夫默认和纵容部下进行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便当时日本的盟友法西斯德国也看不下去了,当时德国驻南京的代表向德国政府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既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被世界媒体曝光后,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以至于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变相处罚。


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军官80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的两个多月后的1938年3月5日,被召回日本。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只出任了一个虚职:内阁参议,后于1940年辞职。


而谷寿夫在他带领部队进入南京城后的14天之后的1937年12月27日,就被调回日本任中部军司令官的闲职,1939年被编入预备役,没有担任官职。直到日本战败前的几天前,才被委任为第59军司令官兼军管区司令官,可是还没来得及上任,日本就投降了。


随后,等待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就是:逮捕,审判,处决。


这是这一次在南京玄奘寺供奉的两个侵华日军高级别战犯的情况。


这一次在南京玄奘寺供奉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第3个人,叫田中军吉。这个人的军衔是上尉,职务是小队长。它的层级虽然低,但他是日军在南京杀害30万同胞的几十万军人里面,有据可查的杀人人数最多的人,从中华门杀到水西门,号称杀遍南京城,他杀的人超过300人。


这个人的杀人罪行,还被一个名叫山中风太郎的日本军官编辑到一本名叫《皇军》的书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图片,就是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衬衣,挥举军刀,正准备砍人,这个人就是田中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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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日军残害南京30万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中,田中军吉这个人特别有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然而,要论日军当年杀人的恶行多么臭名昭著,他可能还比不上这次在南京玄奘寺供奉日军侵华战犯牌位的另外的两个人,一个叫野田毅,一个叫向井敏明,军衔都是少尉,比田中军吉的军衔还低。


这两个人在从上海出发、向南京进犯的过程中展开了杀人竞赛。这个杀人竞赛,始于这两个人从无锡出发的时候的约定,约定谁先杀到100人就算谁赢,所以这次杀人竞赛又叫“百人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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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也就是现在的《每日新闻》,连续跟踪报道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这两个人这次杀人竞赛的全过程。


1937年11月3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是这样的,标题是:《百人斩竞争,两少尉,很快已经达到80人》。文中这样写道:


“在向无锡进发后,向井少尉随着二十六七公里的铁道线做大移动,野田少尉沿着铁道线前进,两个人暂时分开。在出发后的第2天早上,野田少尉在距无锡8公里的无名村处冲进敌人的碉堡,斩了4名敌人先扬威名,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向井少尉愤然而起,在当天晚上冲进横林镇的敌部和部下一起斩了55名。”


报纸还报道了他们两个人会面后的对话,向井敏明说:“照这么下去,别说去南京了,到丹阳的时候我就可能斩了100名左右了。”而野田毅这么说:“我是个副官,所以成绩上不去,到丹阳之前一定创下大记录给你看。”


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的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也就是说向井敏明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


二战结束以后,对战犯的审判的重点在那些大战犯身上,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这样的人混在遣返的日军里,安然回到了日本。后来,远东国际法庭中方代表团成员高文彬,偶然翻出了30年代的《东京日日新闻》旧刊,看到了“百人斩,超记录”这篇文章后,立即将原件复印,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这才开始了对这三个人的追究。


但是,最初,找不着这三个人了,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好巧不巧的是,一天,在日本东京赤坂路的一家鱼丸店内,一个醉酒男子和老板打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叫嚣:“老子当年一天就杀掉了几百个中国人,你还敢跟我要钱!”碰巧,正在巡逻的国际宪兵队巡逻到这里,马上冲进去,把他抓了起来。


一审问,发现它竟然就是中国人要找的田中军吉。接着审,发现他跟野田毅、向井敏明这两名战犯还有联系。于是顺藤摸瓜,国际宪兵队对藏身鹿儿岛的野田毅实施了抓捕。然后,审野田毅,野田毅又交代了向井敏明的藏身地点。国际宪兵队在山口县的一个小山村,抓捕了伪装成小商贩的向井敏明。


终于,南京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三个刽子手,齐了。随后他们被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三名凶犯进行了公审,判决书中这么说:


“被告人员……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是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并当庭宣布处以死刑。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枪决。


这就是这一次南京玄奘寺供奉的5位日本侵华战犯的基本情况,个个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而且,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有侵略上海和南京并放任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有第一支冲进南京城内开展大屠杀的部队的指挥官谷寿夫,由杀人最多的中下级军官田中军吉,还有开展杀人比赛的两名狂徒野田毅和向井敏明。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人物组合是很有含金量的,是一个体现了各方面刽子手的组合。我可以这么说,有一些精日分子,他们虽然精日,但如果他们不学无术,即便他们去供奉位,他未必找得出来这5个代表人物,他找代表人物未必能找得这么准。


所以我说,这次南京玄奘寺供奉日军侵华战犯的牌位这个事儿,是中国人的耻辱。


然而我要说,这还不是最耻辱的。请朋友们听我细细地说一下。


不管是在日本的靖国神社,还是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供奉日军侵华战犯的牌位,它的本质是要美化日本侵略战争。


我们把这种供奉和反供奉这当成一场新的战争,一场舆论和思想战线的新的战争,那么自然要划分敌我,谁是敌?谁是我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划分一下,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人是敌人,主观上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人,算我们自己人。

这件事情刚刚被媒体披露的时候,我本人第一个想到的,这个供奉者落款叫吴啊萍的人,极有可能是一个精日分子,也就是他在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我甚至还猜测,不排除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的极右翼分子从日本跑到中国来干了这个事。我甚至还担心,如果他们干完这事跑回日本了,我们还真不好处理他们。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要逮捕他,需要把这种人从日本引渡过来。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如果那样,我们很有可能无法对做坏事的人进行实质性追究。


可事实上,这一次我想多了。这一次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牌位的那个人,名叫吴啊萍,她不是一个精日分子。这个人真名就叫吴啊萍,1990年出生,大学学历,原籍福建晋江,2000年随父母迁至南京生活,2009年在北京某医学院就读,2013年进入南京某医院从事护理工作,2019年9月辞职去五台山某寺庙当居士。


她本人是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的。正因为了解,所以它心理上才受不了经受精神上的煎熬,他供奉日本侵华战争战犯牌位的行为,竟然是因为按照错误的宗教逻辑而“解冤释结”、”脱离苦恼”,总之是为了解脱自己心理上的不堪,承受之重。


说实话,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可是,不管怎么荒唐,她本人不是精日分子,更不是日本极右翼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把5个日本侵华战犯和一个当时在南京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国际友人魏特琳的牌位,摆在一起,总共供奉了6个人。把反对和揭露日军大屠杀的国际友人魏特琳,和日军实行大屠杀的5个刽子手,并列摆放供奉位,这种非常矛盾的做法,也是在事前真相公布之前让舆论匪夷所思的一个细节。


简单一句话,她本人主观上并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


为什么这个细节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耻辱感又上一个等级呢?


通常来说,如果是一场战争,那么敌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打输了,所以很耻辱。可是对这件事情的细节这么分析下来,我们发现,敌人没有向我们发起进攻,完全是我们自己点燃了炸药包,炸伤了我们自己。


这说明我们的防御能力多么薄弱!


所以我说,这个细节让我的耻辱感再上了一个等级。


我这样说,一丝一毫不想为这个名叫吴啊萍的人开脱,我是想说,这样一个主观上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反而是对南京大屠杀有切肤之痛以至于痛不欲生的人,因为一个错误的宗教理念,最后就给我们自己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想一想,如果下一次,是敌人,也就是那些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人,比如中国的精日分子,比如日本的极端右翼分子,想对我们在这个战场上发起进攻,我们还有防守能力吗?


所以我说,这件事不仅是耻辱,而且是奇耻大辱。


总之,这一次事件的性质是,那些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坏人,并没有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自己就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败得颜面扫地,败得无地自容。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就从最直观的角度分析一下。


首先,自然是这个名叫吴啊平的人做了错事。可是,正如刚才所说,她本人不是精日分子,她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甚至还多余常人,她对于南京大屠杀带来的痛苦也高于常人,她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心理上的不堪承受之重就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她主观上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但是客观上导致了美化侵华战争的后果。


简单一句话说,这人糊涂啊!


可是,我想问,她为什么会如此糊涂呢?他了解南京大屠杀,但了解得还不够,因为她缺了最后一步,那就是,供奉日本侵华战犯牌位的性质,客观上是美化日本侵华战争。


这是对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吴啊萍的分析。


接下来继续分析她在供奉牌位的时候,当时的管事僧人灵松。这个灵松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下吴啊萍要供的这几个人,是吴啊平的亲戚,还是朋友,吴啊萍就谎称是朋友,接着灵松这个僧人就没再追问了。这说明灵松这个僧人压根都不知道供奉的这5个人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战犯,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战犯,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


怎么评论这个人?真的找不到别的词了,还是只能用一个最常见的词来说:糊涂啊。


当然,你可以怀疑他是有意的,可是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证明他是有意的。虽然他也有其他方面的劣迹,比如曾经私自驾驶寺庙车辆外出交通肇事撞死人而获刑两年。但我们不能因为他曾经坐过两年牢,就一定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故意的。


我评论人对时候,轻易不把人往坏处想,就事论事。既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故意的,那么我先默认,他不是故意的,只是糊涂,只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本质。


我们接着往下说,南京玄奘寺的住持传真和尚,1968年生人,1987年在栖霞寺出家,1988年在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读书,此后又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宗教学系研修历史、中文、佛学、外文等科目,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1位上大学的僧人(这里的大学是指除了佛学院以外的普通大学)。


尤为重要的事,这个刚刚被免职的玄奘寺前任主持传真和尚,还组织拍摄了两部抗日电影,一部名字叫《栖霞寺1937》,一部叫《三藏塔1942》,这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抗日的。


其中,《栖霞寺1937》取材于真实事件,讲的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实施大屠杀的血腥背景下,以寂然法师为首的栖霞寺僧人,创办佛教难民收容所,先后援助和安置难民24,000多人,为此很多僧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电影《三藏塔1942》讲述了,1942年日本在南京建立神社期间,发现了玄奘舍利想偷偷运回日本,中国的僧人、民间侠士、爱国学生等民间人士,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最终保护了玄奘舍利这一国宝的安全。


尽管网络上也有关于这位主持的其他的坏的传闻,比如跟江苏的过去落马的贪官有来往,再比如天眼查显示他名下还有6家公司。但我总觉得,一码归一码,他的这些行为未必就表明他在主观上是个精日分子,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反过来,他组织拍摄了两部抗日电影,倒让我更愿意相信,他在日本侵华战争这个问题上,立场是能够站在正确的一边的。


他这样的人,自然不可能不知道5个日本侵华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的牌位供奉在玄奘寺,意味着什么?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为什么呢?解释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意了,疏忽了。他目前已经被撤销了玄奘寺主要负责人和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已经在电视镜头面前向全国人民道歉,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道歉的时候很动情,哽咽了。我愿意相信他的道歉是真心的。


所以,这个玄奘寺前主持传真和尚,在这件事情的发生当中的问题是:疏忽大意,当然也就是失职。


我们接下来再说南京市和玄武区的宗教管理部门的官员,我相信这些官员不是精日分子,他们大概率主观上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可是这事还是发生了,那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失职,具体的说就是日常的管理监管不到位。比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清理检查寺院里供奉的牌位是否有问题,我在想,如果南京市和玄武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开展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总之,对于这些官员来说,该做的事没做。他们是明知道有严重后果而故意不做的吗?我想不至于。至少,做这样的事,确保不出事,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所以,我还是愿意认为,这些官员的问题在于:疏忽大意。


我想跟朋友们解释一下,我用疏忽大意这样一个不太激烈的语言来评述玄奘寺住持和南京市宗教部门的官员,无意降低他们的罪责。疏忽大意导致严重后果,自然该怎么追责还是要怎么追责。


目前,南京市宗教局:局长,诫勉;一个副局长,免职,党内严重警告;一个处长,党内严重警告。玄武区宗教局:局长,免职,党内严重警告;一个副局长,党内严重警告;一个科长,政务警告。还有玄武区宣武门街道统战委员,党内严重警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好了,我们捋一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供奉排位的人叫吴啊萍,她的问题在于糊涂,她不是精日分子,他不了解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根子在于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在于美化日本侵华战争。


玄奘寺里面负责掌管供灯事务的僧人灵松,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我暂时默认他不是精日分子,他也是糊涂。尤其是,他的文化水平是初中辍学,所以他很有可能压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是美化日本侵华战争,所以我认为他是糊涂。


而玄奘寺的住持传真和尚,不可能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他还拍了两部抗日电影,所以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是疏忽大意。而南京市和玄武区的宗教部门的官员自然也是明显的失职,背后的本质仍然是疏忽大意。


这事就这样分析完了吗?不!我还想往下说。


这些牌位,是2017年12月18日,吴啊萍找到玄奘寺的僧人灵松,要求供奉并得到允许的,然后供奉到2018年底,供奉地点玄奘寺地藏殿要进行修缮,牌位全部撤下。到2021年12月底,地藏寺修缮完毕,牌位被重新摆回原处,到2022年2月26日,一名女信众在这个地藏殿寻找她自己供奉的牌位的时候,发现了侵华日军战犯的牌位并拍下照片,随后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寺院的僧人庆玄和尚,庆玄和尚立刻把这个牌位撤下来,并把这个事情报告了玄奘寺住持传真和尚,传真和尚要求严禁外传,也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


再然后,就是7月21日,这个拍了照片发现这件事情的女信众,把这个事传到网上,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而我想说的是,从2017年12月18日到2018年底,一年的时间,以及2021年底到2022年2月26日这件事情被发现,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有多少人到这个玄奘寺地藏殿去过?可能是旅游,可能是参拜,可能是供奉,总而言之,去过有多少人?人应该不算少。


可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2022年2月26日的那个女信众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拍下照片,并与寺院的僧人交涉?


其他人为什么没发现?或者发现了为什么不拍照?或者拍了照,为什么不跟僧人交涉?


为什么?


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到这里,用这种语气来发问,朋友们可能感觉到我可能想批判什么人,但是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我不想批判任何人,我只想心平气和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供奉牌位那么长的时间里,那么多人去过这个玄奘寺地藏殿,却没人发现,没人拍照,没人交涉?


为什么?


当我们这一次把怒火发泄到这个吴啊萍身上的时候,发泄到这个主持掌灯事宜的灵松和尚的头上的时候,发泄到玄奘寺原住持传真和尚的头上的时候,发泄到南京市和玄武区宗教部门的官员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问一问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当下背景下,这样的事,只要有人发现和举报,我相信没有哪个人敢阻止,没有哪个人敢不改正。事实上,2月26日那位女信众发现这个事的时候,临场处置的玄奘寺僧人庆玄立即就把牌位取下来了,事后才向寺院主要负责人报告。


所以,在这五个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供奉在玄奘寺的两个时间段,也就是2017年12月18日到2018年底,和2021年底到2022年2月26日这两个时间段里面,有那么多人到过玄奘寺地藏殿,为什么没人发现?一旦发现了,问题就立刻得到了解决。


可是就是没人发现,为什么?


这其中的原因肯定也有多个答案,我想提供一个问题,请朋友们认真的思考。我提供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松井石根、古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这5个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字,以及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请允许我大胆的做一下猜测,14亿中国人当中,主观上不愿意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善良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罪行。


我们要承认,很多善良的主观上不愿意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人,对于这5个罪恶滔天的战犯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这一次犯下大错的吴啊萍。而这个吴阿平虽然知道他们的滔天罪行,却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性质,结果还是铸成了大错。


说来说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总体上对这段历史了解得远远不够。


如果我们当中的所有人,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能够充分了解这段历史,那么,到了这个寺院的地藏殿,会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即便是主持讲灯的僧人糊涂了,寺院的主持疏忽了,政府的官员大意了,在当下的中国舆论背景下,及时指出来,这事也能够得到很快的纠正。甚至,这个名叫吴啊萍的人,如果对这段历史了解的再稍微多一点,在她已经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基础上在多了解一点这件事情的本质,再稍微升华一下认识,她就不会做出这样错误的事情。还有那个负责掌灯的名叫灵松的僧人,他如果知识稍微多一点,我想他大概率也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说来说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大众对这段历史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而这种现状,在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说它特殊重要,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基于这件事情的敌我态势的一种很深入的分析。


其实事情也不复杂,我们把主观上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人称为坏人,把主观上不想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人称为好人,好人和坏人之间是有一场博弈,毫无疑问,在这场博弈当中,好人具有碾压式的优势。


可为什么这一次这一次打了一个大败仗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好人在明处,坏人在暗处。坏人的进攻往往是偷袭。具体到这一次,连坏人偷袭都算不上,而是自己人引爆了炸药包。


防范偷袭的难点在于,你不知道敌人啥时候用什么方式发起进攻,或者,你不知道自己人哪一次误操作,引爆了炸药包。


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敌我态势,注定我们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打人民战争就是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当成一名哨兵,一个战士,无处不在,令魑魅魍魉无法下手,也让自己人无法产生误操作。


既然是人民战争,那既然包括普通大众,也包括寺院里的僧人,也包括寺院的负责人,也包括政府官员。


虽然是一场人民战争,但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每个人所应该履行的责任也不同,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对于社会大众来讲,责任就是一旦接触到事实就能发现问题,比如你到寺院里,一眼就能发现这五个人是南京大屠杀的战犯,他们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对于寺院里的僧人来说,就是准确审核;对于包括寺院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来说,就是要时常组织检查。


总之,全社会的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做到时时警惕,警钟长鸣了,我们下一回,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这样的奇耻大辱了。


我还想说,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一次综合实力的较量。关于这一点,我在分析俄乌冲突的时候,曾经用过大篇幅分析过。


那么我想说,关于反击少数坏人企图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这一场战争,我们也是要打一场综合实力的战争。只不过这是一个局部的战争,这里的综合实力集中体现在国民素质上,这里的国民素质是指全体中国人对那段悲惨历史了解的程度。


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标志就是,你是否知道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5个日本战犯的名字,以及他背后的滔天罪行。


如果你不知道,你即使看到这5个人的名字,你也会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很难防备企图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坏人的偷袭,很难防止自己人不小心引爆炸药包。


打赢这场战争,少数负有专门责任的人,是关键,但也需要全社会去补台。正如,打赢任何一场热战,军人是关键,但离不了全体国民的配合。


中国特有的古训和文化传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要说这事儿是谁谁的事儿。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儿。


每个人,把国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国家就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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