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题”没用了,世界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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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

最近,由易烊千玺等艺人考编一事引发的讨论中,”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再度引发了各种口水争论。今年,随着行业整顿,经济改革转型叠加外部环境和上海疫情导致的经济不景气,又赶上今年的毕业生人数为历年最多,网络中受过高等教育又就业工作受阻的群体本身就积攒了不少负面情绪,任何一个负面话题都会刺激大家本已脆弱的神经。同时,对生化环材等”天坑专业“的嫌弃,以及土木专业分数线下跌等等,都体现出受高等教育群体中越来越难以接受无法满足自身期望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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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口过剩时代


让我们回顾历史,自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经济最繁荣、消费主义景观瑰丽无比的三十年经济。伴随着这种繁荣,在大部分市民社会诞生了一条伴随着危险,但是也伴随着机会的上升通道,就是教育。在正常国家中,人们普遍相信,虽然少部分人依然会因为踩中时代红利实现资产增值,先行 者会占据更有利的阶层位置,社会资本传承仍然牢固,但通过教育的高回报率,占据绝大多数的人也能按部就班地获得一条上升路径——教育竞争,普通人靠教育再生产和高烈度竞争获得进入市民阶级的机会,而这种路径在现在叫做“做题”。


虽然各国原因和路径并不相同,但这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扩大化是一个普遍趋势。全球资本主义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受高等教育人口,以充当优质劳动力要素的模式吸纳了这群人阶层上升的期望, 但资本主义扩张期的内生矛盾,带来的是后来者进入成本的高企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低下,而发展模式的放缓使得这个系统再度吸纳上升人群和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的能力开始变得疲软。


如我们当下所见,在多年繁荣之后,本就已问题重重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疫情时代之后,问题不断加剧,终于已经站到了危机海啸的边缘。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教育人口过剩“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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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驱动的教育回报机制制造了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口,而全球资本主义再无法提供同等生存尊严的高质量就业容量,更多的教育投资和教育竞争,以及被稀缺教育资源不断抬高的教育成本,并没有在经济上取得相应的回报,也就是劳动价格的回报。相反,雇佣模式和信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机器更愿意去降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成本,零工众包经济这种无法提供归属和保障的就业模式开始兴起。这使得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市场本身收紧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错配。


同时,传统上升路径被掩埋。教育竞争带来的阶层流动性是伴随着全球化经济对中间阶级塑造机制存在的,经济系统驱动了服务于资本增值的“专业阶级”,社会多样化进程带来了社会治理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机器的扩张。但这种进程放缓之后,后来者面临越来越高的进入门口,越来越集中的社会资本积累,以及越来越少的分配机会,这使得教育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资本积累驱动的社会再生产发生了激烈的认知冲突。


分配空间收缩背景下的风险社会,带了不确定性的激增,全球化社会容错能力反而开始退化,一个错误的职业选择或者专业领域选择的失误,夹杂随机性的风险事件,快速导致个体关于“安全和生存”底线的崩溃。



受教育群体的期望与现实


人力资本积累导向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更多将人本身异化为同质化生产要素来投入再生产,关注的是统计意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配置成本,教育在他们看来无关乎于个体意识延展,而是一种配置人力产出的必要成本罢了。


然而,教育反而又带来关于“个体尊严”的需求和文化身份意识的认同,于是市场需求导致对命个体的漠视和教育积累带来的自我意识会导致集中性的矛盾。


培养你是让你干活,但你又因此知道了这么多,反而对未来有了高期望,这并不是雇佣资本想要的,也是一种痛苦。如同窥向旧日支配者面貌的“狂人知识”,陷入无限自我分裂的疯癫之中。


这种期望在西方可以概括为”美国梦“,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去工业化,外包化等等,西方国家中传统匹配高等教育群体的”中产精英“岗位和机制在不断萎缩,黄金年代”美国梦“式的普通人对受教育上升路径的期望已经在不断破产。


具体到我国来说,这种教育产生的高期望,既源自于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的”读书出人头地“的普遍认知,也源于恢复改开前期高考和大学生身份带给普通人身份地位的极大提升。在货币和资本匮乏的年代,大学毕业生通过国家安排工作+可依靠的稳定社会关系(企事业单位)+福利保障(分房等等)+社会地位和荣誉满足对读书的回报期望。


后来随着八十年代福利系统的解体,改制下岗,安排工作机制消失等等,高等教育群体的回报期望开始主要体现在货币上。随着高等教育群体的极速扩张(毕业人数比00年扩张了11倍多),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腾飞等,货币给毕业生们带来的回报期望被不断稀释。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越来越多高薪岗位容纳这部分群体,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密集资本行业产生的泡沫,让相当一部分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吃到了时代红利,但这种红利分布已经是非常不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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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的透明,高等教育群体们基本都已经进入虽然没吃过但见得太多了的状态。这使得后来世代在个体命运与宏观不确定性的冲突中踯躅,形成了“有工作的穷人”。这个穷人是来自于消费主义的,“新穷人”指代远离于消费文化生产之外的群体,既非消费文化社群的受众,还会在消费主义认知机制中被视作粗陋的他者,成为巩固消费主义景观稳固的语料。


而有工作代表着有社会身份和阶层位置,但无法提供对等岗位和社会认同,无法安放后来者世代关于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期待,这使得“有工作”并不能提供一个恒久心理保障;这些“有工作的穷人”掀起了全球范围内青年亚文化的普遍激进政治倾向和围绕在去政治化公共议题的群体行动。



当代全球青年的“魏玛化”


我们以前在谈青年亚文化时介绍过德国的漂鸟运动,它是一战战败后的魏玛时期,面对战败后德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问题,一代迷惘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青年亚文化运动,后来著名的嬉皮士运动直接继承了魏玛青年的种种亚文化行为特征。这里不 展开介绍。


由于当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造成数量庞大的“有工作的穷人”青年群体,当代全球的青年文化,也呈现出一种“魏玛化”的特征,混沌而混杂,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林林总总,谁都可以在广场上树一面旗帜振臂一呼,道德共情和通感巫术伴随着转发强标签化,互相交叠甚至互相否定,在固化的公共议程和不断极化的认知模式中不断填充各种材料。


要么埋头沉浸于普遍抽象的时代叙事和价值狂热之中,但这种叙事与具体生活经验的错位,产生一种内向的歇斯底。要么诉诸普遍性的认同和不可通达的理想世界,而这种集体意识塑造,又与自我现实感受有着巨大的差异,体现为根基里面的绝望和悲观底色,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功利的现实和神秘主义情感的交叠与冲突。价值观和现实认知严重脱离,对各种问题的反思及辩护演变成一种语料被无限次重复书写和传播的游戏。


同时,这种看似“多元”的盛景,并没有带来上个世纪很多人对多元社会想象中的慎议、共识以及多元表达,相反,所有人开始恐惧与自己不同的人,以至于不假思索地诉诸语言暴力,慢慢计入到社会交互建构之中。


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曾经把这种“文化魏玛化”的现象形容为对“对于完整性的渴望”,以亚文化姿态进行的激烈政治表达恰恰恰是对成为主流的渴望。当下青年们各种价值叙事和话语体系中,众多偶像型的人物和抽象字眼组成的话语与其说是一种公共表达,更像一种对于组织和身份认同的极致需求,这种强化过程中,带来的是对公共理性的排斥,和被压抑的政治激情的直接投射。


而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又强化了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和极化的认知机制,以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倾向走向了一种集体偏执。



全球化阶级与“被动剩余”的劳动力


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被不断重构,导致我们现在对于作为必要生产要素的受教育劳动力出现了一种倒置的情况,那就是劳动人口的结构性缺员和整体的剩余,这种剩余是体现在各种生活形式中的,通过金融媒介和债务驱动的世界经济所传导。


当代债务经济的扩张是剩余价值生产停滞下的产物,资本体系开展着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抵押贷款和基础社会建设基金将所有生活要素打包成一个个标的物,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层面元素转化为资本再生产循环中的要素,但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中,这并不能解决周期性生产过剩。


很多人把这种重构了生产和贸易导向的经济生活,叫作新封建主义,跨国企业、资本承载体和科技资本为核心的平台体系构成了新的领主权,这种领主权一部分继续利用工业资本时代遗留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在世界城市构成的全球化网络中体现难受监管的经济权力。而这种模式吸纳的主要劳动人口,也是当代中高收入人群,本身就是给作为群体的中产阶级和作为个体的高净值人群提供专业服务的职业阶层,他们庞大的需求重构了以服务业作为主要就业主体的社会分工模式,上至造型师收纳师,下至普通送货员,形成一种基于合作网络的阶层人身依附。


同时这种职业阶级伴随世界城市扩展的全球化空间,开始占据文化生产、舆论、公共议题、社会交互的中介位置。全球化阶级及其跨国的行动网络带来了新的集体空间,包含着新的生活形式和社会结构,这便是跨国新封建主义时代的世界景象,资本主义走到晚期极致的样貌。


全球化阶级的诞生带来了一种极端的“文化脱域”,这种脱域不仅限于地理上的脱离,更多是制造了一个完全脱离于本土化语境的交互制度、集体记忆表征和文化身份制造的自我意识。(可以在公众号中搜索“世界公民”,参考我们以前发表的几篇关于“世界公民”的文章)仿佛这个虚构的世界叙事变成了一个叫做“现代性文明”的机器,在重构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之外仿佛只有一片荒芜,而作为最宏大经济奇观的都市圈开始同质化地吸纳这些荒地,所有改造都为了适应于这种经济模式的单一要素,而不能被这种机制囊括的的部分则成为了“被动的剩余”。


举个通俗的例子,当代互联网泡沫导致的程序猿大潮是典型的债务经济扩张产物,但在大潮之下产生的庞大程序猿群体,有人去了硅谷吃一美元炸鸡,有人进了BAT,这些人迈过了全球中产阶层的门槛,但大部分程序猿都还沉淀在小厂和二三线,几乎没多少剩余价值生产的企业中不能自拔,同时非互联网热门领域的IT从业者中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的人才缺口。在硅谷和一线大厂之外,没有超额利润满足他们教育回报期望的空间,就成了这些中产眼中世界之外的荒芜之地。


再举一个当下更应景的例子,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当下青年对土木机械,生化环材等学科的离弃,选择逃离生产体系,与对”宇宙机”,互联网,金融律师等等直接依附于世界资本再生产和本土资源分配权的行业,或者直接依附于高净值人群的家庭财富管理、留学顾问、理财置业顾问等服务业态。后面这些里面,产生全球中产阶级的概率是要远高于前面这几个天坑学科。在当下的资本生产机制下,土木机械,生化环材就是脱实向虚趋势下造成的“被动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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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中,“教育过剩”群体往哪走?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现代性的文明机器在发展到资本主义晚期后,本质是一个去领域化的过程,去领域化的核心是流和分裂,分裂体现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总有无法覆盖的异质性产物或者飞地,而流的存在是诸如金融中介,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体系对于剩余价值的编码,将没有实质生产的过程包装成社会机器的剩余价值。


整体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自我迭代中,内部总是在不断被破坏又进行着不断的重构,资本借助剩余价值剥削和吸收的形式不断创新,剩余价值被知识资本、社会机器、科学技术等不同经济媒介来进行重组,德勒兹把这个机制视为资本主义应对周期性生产过剩演化出来的反生产装置。这形成一种极其庞大的表征体系,就如同货币化的虚拟经济系统的运作核心变成“信用”,不断通过吸收(将一切要素和使用价值货币化和债务化)和变现(由明确地资本增值和投资回报预期来保证虚拟经济活动的持续)。


但是这个经济系统的底层支座依然是生产,金融再怎么发达,平台和虚拟经济再怎么发达,也脱离不开现实的物质 生产,而虚拟价值对现实物质生产的不断剥削又终将毁坏自身存在的基础,这使得这种“重组-配置”的不断自我迭代游戏依然存在内部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明确的极限(无法超出资本主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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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的文明机器悬置在我们的头顶完全脱离了大地,仅靠这些关乎生产的细碎支脉所维系,这套经济系统和社会机器表征出的文化现象是三十年短暂全球化时代漂浮的所谓文明世界。“教育过度”群体由于信息时代带来的世界观认知拓展,不肯甘心于作为生产支脉的一部分,埋头贡献剩余价值以保证这个游戏能够继续,也无法被同化于这套表征体系里成为其一部分,这在晚期资本主义机器已经被看做“文明本身”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没有被整合的剩余成了这个文明机器内部的反面。


乐观的看,“教育过度”群体也许会变成这套机器的否定面,悲观的看,也许也会变成一种看似积极的虚无主义,从而丧失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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